- 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一、制造业转型升级概念及方式
1.国外
Porter(1990)产业升级的经济理论是随着资本(包括人力和物力)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劳动力和禀赋变得更加丰富,国家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能密集型产业中发展比较优势。Gereffi(1999)认为产业升级是指企业或经济体向利润更高、技术更成熟、资本和技能更密集的经济领域转移的能力提升过程,产业升级在四个不同的分析层次上运作。Humphrey和Schmitz(2002)将产业转型升级分为四种: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跨部门升级。Kaplinsky 和Readman(2005)以单价和市场份额作为升级的衡量标准,认为参与全球产品市场本身并不能带来可持续的收入增长,产品升级只能通过培养创新能力来实现,而且要比竞争对手更快、更有效地创新。Schmitz(2006)指出在“封顶”关系为特征的供应链中,“本地生产商”会进行重要的产品和流程升级,通常是在买方的积极支持下。Ponte和Ewert通过分析南非葡萄酒产业升级阐明全球价值链升级如何促进产业升级,认为全球价值链分析应该摆脱或打破产业升级仅仅为“向价值链上游移动”或总是生产“增值产品”的观点。Azadegan和Wagner(2011)指出产业升级,即制造业技能从简单到复杂的逐步发展,对于后期进入者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Pietrobem以及Rabellotti(2011)表示全球价值链与创新系统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内生的、相互影响的,但是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契机来促进产业升级,增强国际竞争力。Alema(2011)通过分析巴西家具和鞋业两个集群,指出国内和地区价值链可以提供升级机会,为附加值更高、报酬更高、难以复制的活动提供空间,并且多链企业具有更好的升级前景。Dahlana(2015)回顾了全球价值链中企业价值链升级的概念,向价值链上游移动是制造商未来的前进方向。
2.国内
吴崇伯(1998)指出东盟国家在八十年代初先后进入产业结构调整,目的是促进产业升级,加速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工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工业转换。殷醒民(1998)对1980-1995年制造业产值变动进行分析,指出随着经济发展,制造业从轻工业转向重工业,内部结构不断升级,技术成分迅速增长。张耀辉(2002)指出产业升级是高附加值产业逐渐代替低附加值产业的过程,升级方向是高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代替传统产业,升级的标准是创新以及产业升级必定伴随着要素升级。孙自铎(2003)指出笼统的强调产业升级不符合我国国情,应该把重点放在产品和技术升级。刘志彪(2005)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可以通过创建具有知识产权的国际品牌来实现中国经济的产业升级。傅耀(2008)认为产业升级的主要标志就是主导产业在实际产业演变过程中的更替。李江涛和孟元博(2008)认为产业转型升级包含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产业的深化发展,这两个层面的转型升级是并列而行的。李晓阳(2010)认为产业升级有两种路径,其一是发挥比较优势为主的嵌入式产业升级,另一种是以企业能力为核心的内生型产业升级。宗文(2011)认为我国企业可以融合价值链条和价值网络两方面的升级,做到协同发展,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韩红丽和刘晓君(2012)将产业升级划分为横向和纵向两种关联效应,从产业集群,产业竞争,产业整合与联盟,专业分工与协作四个方面分析产业价值链。蒋兴明(2014)认为产业转型升级是一个有机整体及系统工程,主要包含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以及生产要素组合的升级。刘川(2015)认为制造业升级就是通过革新生产设备与提升创新能力促进产出新产品以及提升技术水平,进而改变制造业结构,提高制造业在价值链上的地位。张素心,张丽虹,李磊(2015)认为促进制造业的升级,推动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升级,可进一步增强我国产业竞争水平。苏杭(2017)认为产业转型升级是一个低层级到高层级的转化过程,这个过程中应该体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
二、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1.国外
Moosa(2011)指出企业可通过信息化网络来进一步达到网络化、集约化发展。Gemini(2011)认为数字化转型就是以技术为主导,利用数字技术消除企业内部的数据壁垒,提高企业运行效率,从而提高企业绩效,促进产业升级,构建数字经济体系。Beran(2012)则认为数字化转型是通过重塑客户价值主张和利用数字技术改造运营模式,从而促使传统制造业的价值创造和商业模式发生变化。Otto Brauckmann(2015)希望借力信息化技术打造制造业全新商业模式,以此迎接智能制造的变革,并分析制造业面临的机遇及挑战,提出建立人工智能环境下新商业模式及新价值生态链的有效途径。Jabbouri(2016)研究调查了调查了信息技术(IT)基础设施对伊拉克私立大学创新绩效的影响,得出信息化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Klaus Schwab(2016)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书中指出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产生更复杂的企业创新模式,增强企业综合运用多种技术的能力,加快产品研发速度,减少生产成本,进一步加快产业升级。Dominik Paulus-Rohmer, Heike Schatton, Thomas Bauernhansl(2016)指出数字化转型发生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改变着整个产业的生态系统,也改变传统制造业的产业模式。Rogers(2016)从战略的角度思考数字化转型,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本质是升级战略思维的过程。Erilk Brynjofsson, Daniel Rock,Chad Syverson(2017)指出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其他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经济发展。然而产业的落后不能与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相匹配,造成生产率增长下降,工资停滞不前。因此需要产业升级和商业模式变化,人工智能才能带来正向影响。
2.国内
毕克新,付睿臣(2009)重点研究企业内部发展,通过构建模型系统分析了信息化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徐盈之(2007)具体分析了我国信息化水平对仪器仪表制造业、纺织业等部分制造业行业绩效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信息化对制造业企业绩效的提升有着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徐盈之、孙剑(2009)通过分析信息产业与制造业融合的绩效,得出类似结论。王守信(2009)通过对山西省制造业实施信息化工程进行分析,得出信息化促进了制造业向现代制造服务业高端转型,有效提升了山西省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张艳辉(2010)通过例举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实例分析电子设备制造业现状,总结了装备制造业产业发展的路径。谢正义(2011)对江苏省信息化对制造业升级影响进行实证分析,表明信息化可以通过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两种途径来促进制造业升级。毕克新、马慧子等人(2012)对国内 216 家制造业企业进行调研,并使用回归分析法进行分析,得出制造业企业信息化对工艺创新存在正向影响。王雷(2013)分析浙江省制造业现状,发现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居多,进一步指出智能制造是浙江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张近东(2014)则重点关注产业互联网化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倡导通过各个产业与互联网交融来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刘华、夏杰长(2013)运用DEA—Malmquist指数分析了中国29 个省的全要素生产效率(TFP),得出制造业信息化水平与制造业TFP增长率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且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技术的进步。单元媛、罗威(2013)运用专利系数法和灰色关联系数法得出,电子信息业和制造业技术融合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具有正向关系。何青松,杨川(2013)分析2004 年至2007 年山东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分行业数据,得出制造业升级主要依赖于邮政及仓储运输业,信息服务业与研发技术业的促进作用相对滞后。毕克新,冯迪(2013)认为信息化对企业工艺创新及组织过程优化有正向促进作用。魏明、王超(2015)以陕西省为例对制造业转型升级进行研究,得出在信息化条件下,关键资源、动态能力、任务环境共同促进工艺创新组织演进。谭清美,陈静(2016)通过分析中国 283 个城市,得出信息化与制造业升级之间存在“倒U”关系,因此各地区需要因地制宜,结合具体发展情况具体实施信息化政策。黄群慧(2016)认为我国要推进“中国智造2025”,就需要提高工业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促进新工业生态系统的形成,促进科技和工业革命,通过信息技术融合改造老产业,推动制造业升级。蔡自兴(2016)指出积极投入人工智能研发,可以促进企业升级快速进行。阚凤云等(2016)建立了Ghosh供给约束模型,以 OECD 投入产出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对全球十大经济体进行互联网规模测评,发现我国“互联网 ”与制造业融合处于国际先进水平,但是在制造业智能化这一环节存在不足。吴军(2017)认为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传统制造业的利润越来越低,而伴随着智能制造的发展,提供技术创新的企业则会在竞争中取得优势,这种利润差距会导致商业模式发生变化。纪玉俊、张彦彦(2017),测度中国各省在“互联网 ”背景下制造业升级现状,结果表明“互联网 ”对制造业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李晓钟等(2017)以浙江省为研究对象,对该省制造业各行业与信息产业的融合度进行分析,并得认为市场集中度、产业融合度、国有企业占比和市场开放度都与制造业各行业产业绩效有关系,要充分发挥产业集聚优势,推进“互联网 ”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就要加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张志伟(2018)认为在大数据快速发展情况下,大部分企业选择信息化,但是没有持续创新能力,应进行动态调整以推动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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