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务工，社会上开始出现“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特别是近几年，随着各地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新移民的人口数量也在增加。而在城市发展进程进一步加快因素的促进下，大量劳动力的短缺为农村转移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可能。《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7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亿人，比2016年增加481万人，增长1.7%，增速比2016年提高0.2个百分点。农民工逐渐成为城市的组成部分。但是他们只是一个游离在城市边缘的群体，不被乡村容纳，受到城市排斥，形成的只是一种“候鸟式”的地理迁徙，而没有达到真正的城市融合。
如今老一代农民工逐渐开始退出历史的舞台，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城市务工的主力军，数据显示2017年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首次过半。郑欣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定义是出生在80年代以及90年代，从90年代末到现在陆续离开农村流入城市的青年群体。他们延续了父辈的城乡迁徙之路，怀揣着对未来的期望，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来到城市。对他们而言，从农村到城市，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迁徙，更是生活方式、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转变。他们在政府政策和媒介等的帮助下，逐渐开始适应城市生活，并不断地发现问题，努力缩小和城市居民的生活差距，进一步推动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
而长江三角洲地区作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也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前沿区域，在农民潮刚出现的时候，就吸引了一大批的农民工。如今，在西部地区容纳农民工数量加速的情况下，长三角地区的增势依然不减，据《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统计，2017年在长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约5387万人，比上年增加78万人，增长1.5%。因此研究该地区的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他地区的农民工问题有指导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由于种种原因离开学校，不愿成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于是进城打工成了他们最好的选择。受到返乡的老一辈农民工所分享城市的精彩一面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看到了城市人的光鲜而更加渴望进入城市。再加上广播、电视等媒介所展现的种种关于城市的材料，在进城前，新生代农民工们就已经逐渐拼凑出了城市印象。带着新生代农民工特有的活力与冲劲，他们对城市生活天然带着一种深层次的向往。而长江三角洲地处江海交汇处，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经济发达，吸引了国内外的大量投资，带来了许多的工作机遇。作为最早吸引农民工的地区之一，老一代的农民工们也曾汇集于此，农民工的迁徙在该地区有一定的历史特征。并且依据地缘和血缘的关系，新生代农民工们更愿意跟着亲友或者是独自去长三角等地区寻找工作机会。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工问题就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学界从社会学、传播学等角度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随着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对农民工问题的重视，深化有关农民工的制度如户籍制度、住房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子女教育制度等相关制度的改革，各项制度在逐步完善,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正从社会排斥走向城市融合。自2010年起，中央一号文件就开始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当前政府工作的重要议题之一。作为农民工聚居的长三角地区自然也得到了政府的关注，政策也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而随着政府网站、政务微博的逐渐发展，政府相关部门与时俱进，利用自身媒介优势，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搭建更多、更便捷的沟通和交流渠道，以便他们更好地利用新媒体技术来积累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最终实现文化心理融入。因此，进入长三角地区务工，有一定的政策保障，生活条件稍好。
随着新一轮城镇化改革的到来，城市的大规模外延扩张已经结束，城镇化建设已转向内涵建设，也就是要消化掉已经进城的农民工，但是城镇化发展机会在全国范围内并不是平均受力的，而是非均衡发展的。最快见到效益的应该是在经济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借鉴目前的城镇化发展趋势，长三角地区应是最有代表性的解决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之一的区域。
而新生代农民工涌入长三角地区获得经济上的收入，满足生活上的诸多需要，达到浅层次的融入。而要想达到深层次的城市融入，不仅要求农村人口在空间上的移居城市，也要达到现代化意义上的“文化移民”，即农民工的价值观念、心理形态、行为模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传媒产业的发达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深层次适应城市提供了必要的准备。早在2008年9月国务院就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壮大媒介产业的具体目标。现如今，该地区的媒介产业前景良好，在关注城市民生的同时，也注意到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报纸、网络等媒介呈现出的城市印象吸引了大批农民工的涌入，同时它们带来的便捷的信息搜索方式也提升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素养，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认知转换，帮助其在城市融入的进程中更好地适应新的生活环境，缩短了想象中城市和现实的差距。且长三角的手机、互联网的普及率较高，新生代农民工为了跟上城市的步伐，大多也会利用手机来了解城市的生活状况以及和城市人之间的差距。
在一系列研究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的文献中，新闻传播学界的学者们大多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去研究：第一，农民工媒介形象的建构，如王芳以《人民日报》的报道为例分析大众传媒对农民工的新闻报道；第二，关于农民工受到的传媒歧视和偏见，反映新闻媒介对农民工的标签化、妖魔化的报道，揭示媒介在这一方面的缺陷，如许向东的《试论农民工报道中传播者的偏见与歧视现象》；第三，关于农民工媒介接触及其媒介素养的调查，了解媒介对农民工的影响，如陶建杰对上海市徐汇区的农民工群体进行了媒介接触的调查；第四，农民工掌握话语权的变化，研究弱势群体在媒体空间中从少变多的话语掌握能力，如周海涛等对农民话语权的表达和传媒作为的研究；第五，大众传媒对农民工观念及其社会化影响力的探讨，如杨尚鸿从传播学的角度对大众传媒怎样对农民工的社会化进行引导做了论述。同时，也有学者研究了传媒带来的负面影响，如管雷专门研究了网络时代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为了弥补与城里人的差距往往从网络中寻找慰藉，却沉迷网络虚拟游戏不能回到现实，引发社会犯罪悲剧。从以上的分析可见，已有的研究多从政治/社会排斥、社会/文化认同、社区/社会融合等角度切入，而忽略了大众传媒的力量与价值。虽然近年来，在研究农民工问题上引入了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从总体状况上来说，传播学在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这一问题上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缺席，20世纪90年代农民工出现不久后，其他学科的学者就已经关注到这一社会现象，然而传播学从2003年开始才逐渐研究农民工这一群体，导致了对其的研究比较薄弱，局限在某一角，而不能深入。
在研究视角上，单纯从大众媒介新闻报道功能入手研究的文献较多，而缺少大众传媒在农民工城市化进程中成长的研究。在研究内容上，新闻传播学的相关研究大多局限在大众传媒这种具体的媒介形态上的，而没有脱离开这一载体进行深入研究，似乎研究的对象不能够从大众传媒的视角上转移开。综合所有的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的研究来看，相对于其他学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传播学方面的研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因此，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体使用状况入手，研究媒介对其城市融入进程的影响，以期对日后的媒介报道产生一定的影响，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中的地位，从而加快其融入城市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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