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均线优化RSRS标准分的量化投资策略
摘要：本策略分为量化选股、量化择时和风险控制三部分。在选股方面以价值投资为理论，选用PS、PE和PB三个指标，利用排序打分法，以全部A股作为初始股票池，筛选得到具有较高投资价值的30只股票构建投资组合。择时利用RSRS标准分指标和MA指标结合构建的均线优化的RSRS标准分作为择时依据：以RSRS标准分衡量大盘，以MA指标衡量个股，只有当两个指标同向时才进行操作。因此，本策略的风险控制分为个股和整体两个维度：当个股跌幅超过10%时卖出该股；当大盘下跌达到13%时，卖出所有股票清仓处理。每月月末重新选股进行调仓，并控制组合最大持股数为30。
对本策略进行回测检验，发现在201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的十年间，本策略与沪深300基准收益相比，能够稳定地跑赢大盘，取得巨额的超额收益。说明本策略采用的价值选股和均线优化RSRS标准分指标择时具有一定的有效性，是一个可取的投资构想。
关键词：均线； RSRS标准分指标； 价值投资； 量化交易
- 文献综述
价值投资理论发展至今，学术界的研究逐渐扩展至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价值投资理论方面的发展。
价值投资策略最初由证券分析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1934）在《证券投资》一书中提出，其核心思想包括两点：首先，上市公司股票的价格由其内在价值决定，股票价格围绕内在价值上下波动；其次，价值投资就是在股票价格低于内在价值时买入，此时能够获得足够的安全边际和一定的投资回报。他提出“安全边际（margin of safety）”的概念，认为投资者应比较股票价值和股票市价之间的差额，差额越大则安全边际越正向，该股票的投资价值越高。在继承了价值投资的核心后，菲利普·费雪（1959）引出了成长股概念，强调从公司运营状况、管理层素质和企业文化等方面考察股票价值，但管理层素质和企业文化难以量化，使得其实际可操作性较低。沃伦·巴菲特（1986）则结合了格雷厄姆和费雪的思想，对价值性和成长性兼收并蓄，倡导价值投资要在能力圈之内。
第二，价值投资在证券市场的有效性验证。早在20世纪70年代，不少学者已经开始尝试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市场和新加坡、韩国等新兴市场上，对利用价值投资获得超额收益的可能性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Basu（1977）最早通过企业财务数据对价值投资的有效性展开研究，通过在美国市场上构造高低市盈率（P/E）组合发现了市盈率效应，即低市盈率组合能够获得比高市盈率组合更多的投资收益；他提倡以市盈率作为选股指标，但未说明原因及理念。Senchack 和 Martin（1987）运用市销率和市盈率指标来构建股票组合，结果发现由低市销率股票组成的证券组合的收益率能够超过市场指数收益,但是低市盈率的证券组合要比低市销率的证券组合的超额收益率表现更加稳定。Fama 和 Frech（1992）对1963年至1990年所有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美国证券交易所（AMEX）和纳斯达克（NASDAQ）的股票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价值股组合的收益总是高于成长股组合。加入了风险因子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能够更好地解释，他们分析造成收益差异的原因定义为“相对困境”，主要有两点：第一，价值股组合和成长股组合在构建期和收益检验期受到的风险影响水平不同；第二，传统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对风险和收益的关系存在认知缺陷。利用加入了风险因子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就能很好地解释对价值股组合与成长股组合之间存在的收益率之差。Lakonishoik，Shleifer和Vishiny（1994）将股票分为价值型投资组合和成长型投资组合，分别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和美国证券交易所（AMEX）上实证研究，发现在未来5年内价值型投资组合拥有比成长性投资组合更好的表现。Fama和French（1998）基于账面价值市值比（B/M）、收益价格比（C/P）、现金流价格比（E/P）和股息收益率（D/P）指标，同样分别构建价值型和成长型投资组合，对1975年至1995年全球多个主要证券市场（包括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瑞士、瑞典、澳大利亚、新加坡和香港）的数据进行研究，结果除了利用意大利股票市场的B/M和E/P指标，德国和新加坡股票市场的D/P指标构造的投资组合失败外，价值投资策略在其余国家和地区均有良好业绩，在13个成熟市场中有12个都超过了成长型投资组合，价值型投资组合与成长型投资组合平均年度收益率之差大约在5.56%至7.68%之间。
价值投资在国外已经经过了几十年的考验，发展得日益成熟；而我国国内股票市场起步较晚，1990年证券交易所成立，发展至今不过三十余年，基础设施还很不完善。1992年至1997年是中国股市的庄股时代，投机作短之风盛行，炒作和博弈使得股价严重偏离其实际价值。2003年之前，国内对价值投资的研究较少。何治国（2001）对1995到1999年的A股历史数据依据不同的风险因子分组，发现传统的beta;系数的确对股票组合收益率有一定的影响，此外盈利比率和账面市值比两个重要的影响因子对股价有着重要影响。孙友群、陈小洋（2002）在综合分析了上市公司整体质量与宏微观经济情况后，得出价值投资在中国市场是可行的定性结论，但缺少定量的证明。顾娟和丁楹（2005）发现我国早期的价值股无法获得相对于成长股较高的收益。直到2003年，价值投资才被国人重视起来，它直接挑战了旧有的投资观念。王春艳和欧阳令南（2003）使用市净率因子对股票进行实证检验，证明了市净率较低的价值组合能够跑赢市净率较高的成长组合，从理论上验证了价值投资策略在我国股票市场的可行性。林斗志（2004）对1998年至2002年上证180指数中的593只股票进行分析，发现以基本面财务指标因素为代表的内在价值对股票的定价作用开始逐渐明显；价值投资理念逐渐形成，市场已具备一批的理性但还不够稳定的投资者。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使得投资主体机构化、投资行为价值化和投资理念国际化，人们意识到企业和产业的状况成为了决定股票价格的根本性因素。由此，以价值投资为核心的理性投资的时代的帷幕被拉开。此外，经历了2007年的股市繁荣与2008年由金融危机引发的股市暴跌之间巨大的落差，人们再次引发了对价值投资的思考。孙美和刘亚萍（2008）认为价值投资对我国周期性行业与非周期性行业同样有效，且市净率模型更适合周期性股票。林树，夏和平和张程（2011）利用LSV方法构造投资组合，发现除个别指标外，其余指标构造的价值组合在前两年的收益率都显著超过魅力组合，第三年二者无明显差异；考虑规模效应后，价值组合的表现仍然优于魅力组合。陈祺（2013）利用市净率（PB）、市盈率（PE）、市现率（PC）、收入增长率（GR）和净资产增长率（ROE）五种指标对2000年至2012年的A股进行分析，发现存在明显的超额收益且价值投资适用于成长、稳定、金融和消费四个板块。陈小国和杨恩园（2016）选取沪深300指数的成分股做股票池，通过对8种在国内影响股票价格较大的基本面因子的赋值，构造了五个组合进行观察，发现分值高的组合投资收益远远高于沪深300指数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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