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课题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绝大多数汉字都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部件构成的合体字，这其中又有80%的字为形声字（Honorof Feldman, 2006）。形声字由表示字音的声旁和表示字义的形旁构成。在造字之初，形和音的结合是很紧密的，而经过千百年的简化，有些声旁产生的形声字的读音和该声旁并不完全一样，有些甚至完全不同（钟焕懈, 2010）。根据周有光的统计，现代汉字中形声字约占90%，大约60%的声旁读音和整字读音相同或相近（周有光, 1978）。一些研究发现，在汉字命名过程中存在规则性效应（Seidengberg, 1985; 舒华, 张厚粲, 1987; 穆瑾, 韩布新, 陈天勇, 2005），即声旁和整字读音相同的形声字比读音不同的形声字命名时间短。这些都说明声旁对形声字的加工有一定作用。
相比之下，有关形旁在形声字识别中的作用的研究较少，其作用较模糊，争议性也较大。王协顺等人（2016）采用汉字判断任务，进一步探讨了声旁和形旁在形声字识别中的作用，结果发现，声旁和形旁信息均影响着形声字的识别过程，但形旁的激活时间晚于声旁，且作用相对较弱。然而，也有研究发现，形旁才是形声字识别中起决定作用的亚词汇信息。Williams等通过3个实验系统地探讨了形旁和声旁在形声字识别中的作用。实验1 采用语义分类任务，发现当形旁可以明确指明整字的语义类别时（如“汤”的形旁“氵”），被试反应速度加快；而当形旁与整字所指语义类别不一致时，会阻碍被试的反应（如“法”和其形旁“氵”）。实验2采用同音判断任务，发现当声旁与其整字发音不一致时会抑制被试的反应。实验3采用汉字判断任务，将形声字的声旁模糊而保持形旁正常，或将形旁模糊保持其声旁正常，结果发现相对于声旁模糊的字，形旁模糊的字更难以辨认。该研究结果表明，形旁和声旁都可以对形声字的识别产生影响，但在中性的实验任务中，形旁的贡献更大，形声字的识别是依赖语义信息的（Williams Bever, 2010; Williams, 2012）。形旁和声旁在形声字识别中的作用的差异可能与声旁的一些特性有关，导致通过操作声旁更易达到实验目的：一方面，大部分声旁都是独体字，有自己的读音和语义，而很多形旁都不是独体字；另一方面，声旁在数量上远大于形旁，大约是10：1（Harbaugh, 1998）。正因为声旁和形旁在很多方面都有明显差异，有关声旁的结论不能简单地迁移到形旁上。
拼音文字的合成词（如teacup）识别研究发现，第一个词素（tea）要早于第二个词素（cup）的激活，即分解是从左向右发生的(Vergara-Martiacute;nez et al., 2009)。形声字的部件具有位置和功能两种属性。研究表明，汉字部件存在着位置效应，即不同位置的部件加工时间不同(李力红, 刘宏艳, 刘秀丽, 2005; 喻柏林 冯玲 1991; 曾捷英, 周新林, 喻柏林, 2001)。Taft和Zhu (1997)在汉字识别中发现左侧部件的加工先于右侧部件，这与拼音文字分解的规则一致。对左右结构和上下结构形声字的研究表明，左部件的识别速度最快，下部件的识别速度最慢(罗艳琳 et al., 2010; 沈模卫, 潘善会, 李忠平, 1997)。而张积家，王娟和印丛(2014)使用眼动技术发现被试的首注视点更多的落在声旁区域，而与声旁所处的左右位置无关。王协顺等(2016)使用脑电技术，也发现声旁存在更早的激活，开始于形声字识别的早期阶段。这似乎说明，形声字可能是按照部件功能而非位置进行分解的。汉字的分解加工，究竟和拼音文字遵循相同的由左到右规则，还是存在着独特的声旁优势，值得进一步的探索。不同研究中，形旁和声旁作用优势的差异可能在于对实验范式的选择和材料的控制不尽相同。研究表明，形声字的结构、规则性、一致性、家族大小，语义透明度等因素都会对形声字的识别产生影响(Hsu, et al., 2009; Lee et al., 2007; Li et al., 2011)。因此，有必要严格的筛选和控制实验材料，在中性范式下探讨形声字分解加工的时间进程。
本课题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词汇识别是整体加工还是分解加工的，是词语加工认知研究领域的热点。然而这一分解过程是如何发生的？是以部件位置顺序分解，还是以部件功能分解仍未有定论。比较汉字识别中，声旁激活和前位置部件激活的时间进程，有助于揭示汉字分解是如何发生的。本课题准备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使用认知心理学实验技术和脑事件相关电位技术，验证声旁的优势效应，并以此为基础系统地考察部件位置和功能对汉字识别影响的认知机制。通过本项目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明形声字分解加工的认知过程；在实践上可以为小学生更快的掌握汉字认读和书写提供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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