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一）关于服务业的相关研究
服务业比重随经济攀升是普遍规律，但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则长期处于一个低水平的稳定状态，江小娟，李辉（2004）从多角度考察了我国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并与其他国家的数据进行了比较研究[1]。如今，随着中国步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服务业已成为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2018年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2.2%（数据来源于《2019中国统计年鉴》），而发达国家服务业产业则普遍达到70%以上。Jong-Wha Lee，Warwick J. Mckibbin（2018）指出亚洲经济体生产力增长的重点是服务业[2]。夏杰长（2017）指出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反映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结构优化的趋势[3]。Hiroaki Sasaki（2020）从规模收益的角度，分析了人力资本积累函数与人均服务性消费之间的关系[4]。Rodney E. Falvey，Norman Gemmell（1996）重新估算了服务需求的收入和价格弹性，拒绝了收入弹性论证，确认了不同类型服务之间的广泛的收入弹性估计[5]。范秀成，杜建刚（2006）基于PLS-GRAPH统计分析软件和结构方程模型，建立了以服务质量为依据的服务忠诚模型，对转型期中国服务业的服务质量进行了实证研究[6]。陈自芳（2001）通过与德、日等发达国家相比较，指出我国服务业发展的总量滞后、结构性滞后和增速滞后的三大瓶颈[7]。2013年5月第二届京交会暨全球服务论坛北京峰会上，李克强总理也指出要最大限度“松绑”服务业。而在“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下，王珏等（2018）从产业结构、增长速度、发展规模和宏观经济环境出发，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提出了优化服务业发展的战略[8]。现如今，现代服务业逐渐出现聚集的趋势，段文斌等（2016）运用空间计量的方法指出中国东部地区具有更高的复合效率及市场需求，西部地区要不断提高创新能力、提升市场潜能[9]。李平等（2017）通过对TFP指数的测算，指出生产性服务业对资本要素较强的聚集能力可以提升宏观经济总体全要素生产率[10]。
（二）关于信息化的相关研究
我们所知道的经济和社会正在不断变化，无论是1993年美国率先提出的“信息化”竞赛，还是我国实施的以加速国民经济信息化为目的的“信息中速公路”计划。这种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是信息化转型，这不仅基于互联网，也基于已成为我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最新数字技术。朱幼平（1996）通过构建信息化的增长函数，定量分析了信息要素与GDP之间的关系[11]。而随着信息化的逐步推进，周振华（2002）从理论框架、政府管制和发展趋势等角度剖析了信息化进程中的产业融合，指出人们过多地关注“信息产业化”（发展信息产业），而对“产业信息化”，即用信息化改造传统产业的关注过少[12]。Daniella Ryding（2010）研究了新技术（主要是网络空间和计算能力）对改善销售行业内客户关系和总体客户满意度的相对影响，表明新技术在销售队伍行业中既有益又必不可少[13]。信息化进程为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流程创造了机会，另一方面数字破坏也带来了威胁。就像每次工业革命一样，这种威胁对雇主和雇员也构成了新的挑战。信息化与数字技术、数字服务改变了雇用规则以及对员工的能力、知识、技能和态度的要求，即改变了全球劳动力市场，进而影响全球经济发展。基于这一事实，Roman Chinorackyacute;，Tatiana Čorejovaacute;（2019）分析了信息化与数字技术发展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及其在运输劳动力市场领域的潜在影响[14]。A.V. Putilov et al.（2018）提供了计算机化对俄罗斯劳动力市场状况的影响指标的计算以及计算值与实际指标的比较，探讨了经济计算机化对俄罗斯劳动力市场的影响[15]。陈志斌（2007）也指出了信息化生态环境下企业内部控制中的种种风险，认为应引入先进的内控框架[16]。
（三）关于服务业与信息化深度融合的相关研究
服务业与信息化发展是经济转型的重要因素，两者虽然在不同地区联动发展的情形存在差异，但总体上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共同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信息技术在服务业中的广泛应用，引发了服务业领域里的一系列深刻变革，且打破了服务业原有的发展范式和产业格局。Rinaldo Evangelista，Maria Savona（2003）使用1993－1995年意大利创新调查（CISII）提供的数据，研究发现创新的节省劳动力的作用与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广泛使用有关，这些信息和通信技术有助于合理化和提高重要服务领域的劳动生产率[17]。郭怀英（2008）也指出，随着ICT在服务领域中开始广泛应用，信息化由此成为服务业发展的第二次革命[18]。与此相对应的，服务业的蓬勃发展更是成为了信息化不断进步的新动力。Stephen Flowers，Martin Meyer（2020）以英国的移动电话供应商giffgaff为例，对数字服务领域中用户知识溢出和公司边界的概念进行了重新评估，探索了当前对企业知识网络、用户知识和创新的理解的界限[19]。雷小清（2006）探讨了信息化条件下服务业内部结构、服务贸易结构、服务业布局、产业融合和服务业就业等方面凸现的新特点和新规律[20]。梁向东等（2013）以VAR分析现代服务业发展和信息产业之间的相关性，分析了信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协同发展的问题[21]。王建竹（2014）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以北京市餐饮服务业为例，对信息化影响下城市服务业的集聚特征和区位偏好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服务业与信息化的协同发展使得城市圈层形成了网络化、分散化、均匀化布局的态势[22]。
（四）研究评述
虽然现有文献从多角度对服务业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但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现有文献大多分别对服务业与信息化进行了测度，但是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二者融合水平进行测度的研究较少且不全面；其次，对服务业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发展的研究多侧重于单一实体行业与单一区域，关于其变动趋势及区域差异的研究则亟待拓展；最后，对于服务业与信息化深度融合的路径分析也有待丰富和完善。基于此，本课题拟采用文献分析、理论推演、计量回归等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基于服务业与信息化的发展现状，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当前南京市服务业与信息化的融合水平进行测度，明确影响服务业与信息化融合的因素，挖掘实现二者融合的路径，最后借鉴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为促进南京市服务业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发展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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